她写道：“我要是说肉丸子，她就不明白，因为他们这里叫‘小肉团’；她有时说‘硬花甘蓝’，我也根本猜不出是花椰菜；要是我说‘煎马铃薯’，她就不住嘴里喊：‘啥！啥！’非要我改口说‘炸马铃薯’不成，因为他们这里就是这样叫，‘啥’是什么意思。这已经是第二个人了，第一个名字叫卡蒂，已经被我打发走，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粗鲁。我现在慢慢地看出来，可能是我弄错了，因为这里的人对人说话的态度，究竟是客气还是粗鲁无礼，是一件很难区别开的事。现在这个人叫芭贝塔（这里人叫芭贝特），长得也还不错，生有一些南方人的特征；黑头发、黑眼睛，牙齿也很让人羡慕。这种长相的人在慕尼黑这里是非常多的，她这个人很老实，已经学会了按照我的指点作几样我们的家乡菜了。譬如说，昨天她就作了一样加葡萄干的酸模菜。可是这盘菜却给我惹来一场麻烦，为了这盘菜佩尔曼内德很跟我发了一通火虽然他已经用叉子把葡萄干都挑出来了整个下午不跟我说话，只是一个人唠叨着；我可以告诉您，母亲，生活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啊！”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使冬妮生活痛苦不堪的并不是“小肉团”和酸模菜蜜月还没有过完她就受到一次打击，遇到一件没有料到的、突如其来的、简直叫人无法置信的事，几乎令她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而且她再也不能恢复欢乐的情绪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佩尔曼内德夫妇已经搬到慕尼黑定居了几个星期之后，布登勃洛克才把他妹妹根据父亲遗嘱应得的陪嫁费五万一千马克，从资金里抽出来。这笔款项在折成金币之后，终于落到了佩尔曼内德的腰包里。佩尔曼内德先生把它存放到一个安全的能孳生利息的地方。但是在这件事办完了以后，他竟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对他的妻子说：“冬内尔”他叫她作冬内尔“冬内尔，我知足了。我再也不想出去奔波了。过去我已经卖够了命，从今以后我要休息休息了，过个安静日子了，老天爷。咱们把下边两层房子租出去，剩下的房子还可以住得挺舒服，吃上顿猪肉，这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晚上我可以到皇家酿酒厂去喝两杯。我不想挥金如土，不想死命抓钱，我就想享受一点安乐。从明天起我就把一切事情了结，专靠利钱过日子了！”

“佩尔曼内德！”她无法忍耐地大喊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用叫格仑利希名字时那种奇怪的喉音叫佩尔曼内德。可是这位却只回答说：“去你的，别多嘴！”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虽然是新婚燕尔，这场口角却相当严重，相当激烈，以至于给今后的幸福生活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是这场口角的胜利者。她的激烈的反对在他追求安乐的欲望前粉碎了，结果佩尔曼内德先生还是把他投在忽布业中的资本提了出来，而诺普先生同时也就把他片子上的股份公司用蓝笔涂去冬妮的丈夫每天晚上要到皇家酒店去，在一张固定的桌子上喝三升啤酒，跟几位朋友玩纸牌，像他们一样，只把自己的活动限于以房东的资格涨房租和安分守己地剪息票的工作中了。

这件事佩尔曼内德太太在给老参议夫人的信中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从给她哥哥的信里，却可以看出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有多么大可怜的冬妮！她最悬心吊胆的事也远没有这件事这么严重啊！事前她虽然看到，佩尔曼内德先生一点也没有她的第一个丈夫表现出来的那种活动力；但是她依旧对他抱着希望，而且在订婚的前夕，她还对永格曼小姐谈论过她的这种希望。她的新婚丈夫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这样一点也不看重和布登勃洛克家姑娘缔婚所承担的责任，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并且从她的来信中，家中人也看到，面对这样的事实，她是多么的痛苦。她相当单调地跟她的丈夫，跟伊瑞卡过日子，伊瑞卡每天上学，她主持家务，跟楼下的几家房客客气地来往着，此外就是圣玛利广场的尼德包尔家了。有时候她也到宫廷剧院去看戏，陪她去的是她的女友伊娃，佩尔曼内德先生对这类消遣则不屑一顾。佩尔曼内德先生虽然在他的可爱的慕尼黑住了四十多年，但一次绘画陈列馆也没进过。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自从佩尔曼内德先生拿到陪嫁费退休那一天起，冬妮对于这次新生活也感受不到真正的乐趣了。她不再有任何希望。她无法让家里人分享到成功的喜悦。直到她生命终了的那一天，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每天都将和现在一模一样，虽然没有愁虑，然而却处处受限制，毫无“高贵”的事情。她的心里像压着一个重担。从她的来信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她融入德国南部环境的愿望正随着这种低沉的情绪而逐渐减退。细微的小事自然没有什么。譬如说，她已经学会了跟使女、跟送货的人交谈，学会了用小肉团代替肉丸子，当她丈夫把果子汤叫做刷锅水以后，她也不再给她的丈夫作果子汤了。但是从大处看，她在这个城市一直是个外人，这里招待一位布登勃洛克家的姑娘竟丝毫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她是一种不间断的屈辱。有时她在信里写，一个泥水匠一手端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倒拿着一个红萝卜，怎样在街上招呼她说：“几点钟了，邻居太太？”虽然她写这件事用的是诙谐的语气，但她深切的